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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
2019年09月18日 11:24 来源:《改革》2019年07期 作者:李先军 黄速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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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恢复的进程中自然地改善了民众的贫困状态,表现为一种间接的扶贫方式,且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蓄了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开端,以当前日益活跃的农村农民创业为趋势,在企业主动性行为和政策引导下,企业以多元化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业农村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力量。要客观地认识企业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企业扶贫提供支持;强化企业扶贫工作重点,突出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

  关键词 

  企业扶贫;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19CGL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71472186)。   

  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与城市相比较,农村在基础设施、资金、人才、技术、知识、市场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劣势,企业与农村的发展是一种割裂的关系,企业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不为学者们所重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袤的中国大地孕育了极具适应性和创新性的企业,它们在提供就业、促进增长、贡献税收、推动创新、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企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显著有别于世界各国的特点之一就是农村工业化”[1]。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为贫困民众增加收入、供给资金、转变观念和获取市场优势等发挥了巨大作用[2]。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再到农民工进城获取传统农村所无法提供的“工资性收入”,农业产业化背景下龙头企业发展对农村发展的整体带动作用,以及进入新时代后的农村农民创业,都体现了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化[3],反映了农村特殊土壤环境下企业发展与演化的历史现实。    

  回溯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的历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在我国农村发展中的独特贡献及其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对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总结,可为下一步推进企业扶贫工作提供参考。

  一、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 

  从时间和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1949年以来企业参与扶贫可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以适应性的方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贫困民众收入的改善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企业的间接减贫功能发挥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党和政府积极组织生产,国民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农村和城市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发展。在城市,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重工业化成为必然,大量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140亿元增长到1959年的1483亿元,再到1977年的3725亿元;工业企业数也从1957年的16.95万户增加到1977年的32.27万户,城市工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城市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和重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方式,使企业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尽管城镇居民收入有所提升,但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成为农村发展的主导思想,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建设的重点。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农村提高生产率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农村发展的整体物质基础不断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全面贫困的状态。党和政府通过发展生产,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尽管未能实现大部分民众的脱贫,但为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解决了机会不均等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的较长时期的快速发展积蓄了力量。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主体,尽管未能直接开展大规模的对口帮扶工作,但正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地促进了民众温饱问题的缓解。企业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推动贫困和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即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推动脱贫提供物质基础。  

  ①按照100元的标准,1978年全国贫困人口的规模为2.5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97%,占当时农村人口总数的30.7%。

  (二)乡镇企业为主参与下的“开发式扶贫”探索阶段(1978~1993年) 

  发源于农村的改革开启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得以迅速释放,民众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贫困人口进一步在农村集中,这一现实情境也决定了我国扶贫工作以农村和西部为重点的基本思路。1986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确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方针,制定了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对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施重点扶贫开发,确定了对贫困县的扶持标准,将70%的扶贫资金用于贫困县,并核定了贫困县,分中央政府和省(自治区)两级重点扶持。在此背景下,乡镇企业发挥了创造价值、提供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巨大的辐射效应,成为我国“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力量。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显著改善,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在集体经济的影响下,社队企业应运而生。它有效地适应了城市重工业化灵活性不足以及无法满足居民生活消费多样化需求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明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但直到1997年《乡镇企业法》的颁布施行才以法律的形式明晰和理顺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25%,到1987年比重达52.4%;1993年乡镇企业个数发展到2452.93万个,企业职工数达到12 345.31万人,企业总产值达到32 132.32亿元[4]。乡镇企业通过解决农村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进农民收入直接促进了农村的脱贫。1993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921.6元,较1978年增加了5.90倍,增速略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6.51倍),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改善。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决条件。

  在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自然扶贫功能之外,改革开放后的城市企业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口扶贫工作,例如邯郸市对邯郸县和武安县两个贫困县开展了一些对口帮扶工作,总结了八种对口扶贫活动,分别是:城市企业与贫困乡村联合兴办生产摊点;向贫苦乡村扩散产品;组织产销联营;招收临时工、合同工和轮换工;派出技术人员到贫困乡村进行技术服务;进行技术教育和培训;提供经济、技术信息;帮助解决特殊困难[5]。为解决农村脱贫中的资金问题,金融机构也开展了对口的贷款扶贫工作,例如农业银行万县地区中心支行通过对万县烟草公司承贷扶贫贴息贷款,促进了当地烟农收入的显著提升[6]。这一阶段城市企业主要针对邻近的农村或者贫困地区,利用自身的技术、人才和资本优势开展相关的帮扶工作,属于从城市中心向外围的辐射。

  这一阶段,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截至1993年底,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区,而且多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人畜饮水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②贫困标准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978年贫困线标准为人均收入100元/年,到1985年调整为206元/年,之后持续调整,截至2015年的贫困线标准为2855元/年,文中所指的贫困人口数量依据统计时点的贫困线标准来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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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先军 黄速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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