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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明 奇海林:新时代推动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的研究
2019年09月18日 09:02 来源:鄂尔多斯日报(2019年9月12日) 作者:敖明 奇海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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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这些是民族地区在全国占有的地位。这些“家底”彰显着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工作与民族地区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改革的加快和深化,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在各民族逐步实践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汪洋同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新时代要创新加强民族团结的方式,创新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方式,创新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和运转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通过发展缩小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才能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基。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央和各有关方面的支持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加大不能减少。本文就新时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一些初步探讨和研究。

  一、70年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概况

北京赛车代理做流水  统一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完成了中国革命,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北京赛车代理做流水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这是贯穿我们党历史的一条主线。从1947年全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开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也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焕发新活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不断实现新跨越,中华民族大团结不断得到新发展,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也为世界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了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重大部署、重大要求,共画“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轨道上扬鞭奋蹄、稳步疾行,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斗志昂扬的发展追逐赛。但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格局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新变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民族地区发展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二、当前形势下民族发展中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

  (一)“营改增”致使发展较快地区发展财力与发展效率失衡。“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对完善税制、提高征税科学性、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具有重要意义。“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对地方税收利益格局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016年4月,我国“营改增”全面实施,国务院出台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规定,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对于增值税收入中央分享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50﹪。中央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为了进一步落实《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2016年12月国务院又出台《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通知》,当中规定从2016年起,调整中央对地方原体制增值税返还办法,由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时确定的增值税返还改为以2015年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对增值税增长或下降地区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或扣减。

  “营改增”后尽管调高了地方增值税的分享比例,从之前中央与地方的75%和25%,改为各50%,但这是基于全国平均水平来考量的,全国各地因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的不同,表面上看似“一视同仁”的税收划分比例变化对各地产生的影响着实不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因大多处于西部区,因产业结构的不同,增值税五五分成的改革效应较中东部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营改增”后对民族地区的冲击首先来自于自身相对财力的下降,地区财力下降的幅度与“营改增”改革前营业税在地方税中所占比例大小有关,然而营业税是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几乎占了全部地方税的近50%,是地方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举足轻重。特别是少数民族发展较快地区,地方税收收入更加依赖于营业税。简单“一刀切”的分配比例调整,对于发展较快民族地区财政产生较大损失。加之我国民族地区大都处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生态脆弱,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能源的开采开发,然而伴随着资源的开采,生态修复的压力和任务进一步加大,比如鄂尔多斯市,每年原煤和天然气的开采量均占到全国的约六分之一,大量开采之后采空区的回填复垦、生态的修复补偿、河湖与荒漠化的治理压力逐年增加,但地方相对财力却伴随着“营改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减少,进而形成民族地区“营改增”后既有问题与现实矛盾交织的局面。

  (二)人才流失致使地区发展人才支撑不足。西部民族地区在教育领域的相对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本土人才培养本来就较为困难,而培养出的本土人才也很少有人留在当地发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从外面“招才引凤”难度大,引回来又留不住,比如鄂尔多斯市,四所专本院校和一所党校2010年以来陆续引进了一批外来人才,但几乎又全部流走;神华、伊泰等企业的煤化工人才流失率超过70%,人才引不回来,引回来留不住的问题愈加凸显。究其原因,一是生产生活环境差,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森林覆盖率低,再加上干旱缺水和过度砍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的现象严重,还有高原气候明显,海拔高、降雨少、风沙大、日光辐射强、空气湿度差,自然条件和人居环境严重影响着高素质人才的就业生活选择。二是人才待遇问题。人才流失的影响因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经济待遇问题往往是导致人才流失的主要因素。较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资待遇明显偏低,尽管近年来民族地区出台了一些人才引进、人才待遇新政策,但在各地“抢人大战“的浪潮中,并未有真正的吸引力,占不到半点先机。三是人才发展平台受限,引进来的人才因地方缺乏长远的配套发展平台支撑和生活支持,大多数只是把中西部地区当作个人发展的跳板,终究选择了“孔雀东南飞”。

  (三)教育不均衡致使地区发展后劲乏力。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处西部,受地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教育事业与中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是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更是有着巨大的鸿沟。民族地区“双一流”大学、重点大学屈指可数,初等和中等教育也较为落后,同时民族地区内部教育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优质教育资源基本集聚在省会城市和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市县,教育的均衡化均等化发展状况亟待提高。教师的素质以及师资力量亟待加强,优质教师难以引进,难以留住,而民族高等教育学校和学科在建设方面尚处于初步阶段。此外,我国民族地区整体的教育事业无法及时、有效地应对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产学研”一体化水平低,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适宜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无法满足本地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

  三、配套解决当前形势下民族发展问题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完善中央财政税收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制度。增值税比例分享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考虑激励机制,又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分享比例的确定不能“鞭打快牛”,也不能搞“一刀切”。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经济决定税收,民族地区税收特点离不开我国的整个经济环境,同时也与民族地区自身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考虑到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较差、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生态环境修复任务较重、民生改善压力较大等诸多因素,应该因地制宜、差别对待,应完善中央收入增量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成的问题上,提高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税收返还比例,对民族地区应适当多留一点,多返一点,依靠顶层设计重构民族地区合理的地方税收体系。

  (二)建立民族地区用才、育才、惜才的长效机制,确保人才“引进来”还要“留得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人才支撑,国家鼓励高层次人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建功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直以来似乎都只停留在政治上的号召、精神上的感化,只有一些物质上的鼓励,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各类人才待一段时间以后就“孔雀东南飞”,出现了即使“引进来”,却也“留不住”的现象。所以比“引进来人才”更重要的是“留得住人才”。有效解决人才留不住的问题,要确保优惠政策落地,提供实打实的政策,比如提供优厚的工资待遇,为家属安排工作,解决夫妻异地问题,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等等。努力建立用才、育才、惜才的长效机制,让更多人才愿意扎根偏远民族地区。

  (三)创新引领,积极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俗话说“短期扶贫靠产业,长期靠教育,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要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解决教育领域主要矛盾,让人民对教育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亟须构建长效机制,积极推进民族地区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发展。推广教育信息化应用,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应坚持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深度融合与创新,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其次,深化师资队伍建设和改革。优秀师资队伍是最重要的优质教育资源,也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应深入落实艰苦民族地区的教师支援计划,努力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完善教师补充、培训、交流、待遇落实各项机制,着力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和从教积极性,努力让长期工作在艰苦民族地区的教师有地位、有尊严、有发展空间。最后,注重均衡,构建协调发展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平导向的教育供给体系,建立优质教育资源统筹机制,促进内地与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布局。完善民族区域教育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投入力度。积极推进教育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优质学校、优秀师资的辐射引领作用,鼓励发达地区高校到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分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办学等多样化办学机制,充分实现内地优质教育资源与偏远民族地区共享,大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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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敖明 奇海林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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