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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本质与动力: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2019年09月18日 09:07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作者:徐步华 字号
关键词: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学派;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理论;政治过程学派;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

作者简介:

  【提要】西方现有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范式在民族主义的“真实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来诠释民族主义,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嵌入在利益、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动态力量。借助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过程”学派观点,运用“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以及“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三维框架来分析民族主义及其动力,有着将来自社会运动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洞见结合起来的解释优势。

  【关键词】民族主义; 社会运动理论; 政治过程学派; 利益与资源; 制度与机遇; 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

  【作者简介】 徐步华,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民族主义与政治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行动逻辑与规制策略”(15FGJ004) 阶段性成果。

  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大概唯一能达成一致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现代的术语”,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它作为一种现代历史现象“于1800 年前后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然而在民族主义的“真实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等问题上,学术界远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动员是形成现代国家体系并对抗争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社会力量,因而也是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热点。因此,现有的民族主义研究需要从社会运动理论中汲取新的洞见,这是因为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来对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

  一、既有民族主义理论范式的局限

  国外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解读形成了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范式,这三种相互竞争的范式为研究民族主义及其动员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然而也存在各自的理论局限。

  (一) 原生主义

  原生主义认为民族植根于共同的文化遗产和语言,民族认同是通过共同的血统、共同的语言和领土归属感形成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自然和本能的,是一种在群体中一直存在但在政治自我意识下被重新唤醒的东西。原生主义假定群体认同是给定的。所有社会都存在着某种基于血统、种族、语言、宗教、地域等原始的、非理性的依恋。族群关系是“自然的”,是由人类在家庭和其他原生群体中所经历的基本经验所固定的。人类的社会交往以亲属选择、互惠和胁迫三个要素为基础,族群实际上是超级家庭,因为其成员本能地倾向于与自己的亲属合作和互惠,同时也诉诸于某种形式的胁迫。民族主义定义之中的归属和间接排斥他人的观念即来源于此。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是原生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原生认同的三大特征:先天性( 自然的或给定的) ; 不可言喻性和强制性;情感性。由于认同是给定的,因而族群边界也是确定的。沃克·康纳( Walker Connor) 由此认为,族群认同的原始特征解释了20 世纪60年代西方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运动的死灰复燃。族群认同及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持久和必要的特征。

  安东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 发展了原生主义理论,强调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族群共同体的连续性。尽管并不否认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现代特征,但他指出,前现代族群认同“与‘现代’民族认同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存在着“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运动”。民族转型即从族群向民族的转变有三个基本过程: 本土化动员、文化政治化和族群纯洁化。这三个方面是当代诸多民族主义运动所遵循的共同逻辑。原生主义强调原始依恋的持久性和明显的强制性,解释了族群认同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激情和动力的来源。然而民族认同并不是给定不变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产生的一种社会结构。因此,民族主义运动之微观的社会心理分析,需要与宏观的结构主义分析相结合。

  (二) 工具主义

  与原生主义不同,工具主义理论认为族群认同是灵活多变的,一个族群的内涵和边界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族群是经济、社会或政治进程的结果,就此而言,它就是一种灵活和适应性强的工具。族群没有固定的边界、会依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而改变规模; 至于个人,他们不仅不会永远隶属于一个族群,而且可以同时成为不止一个族群的成员。换言之,族群性是动态的。

  一些工具论者认为,族群归属只是促进经济利益的一种伎俩,个人会基于安全感或经济利益的需要,随时准备改变群体成员身份。例如,马克思把民族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掩盖阶级利益的一种诡计。民族主义运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民族主义思想在工人中获得吸引力的程度并不是其本身的力量,而是统治阶级操纵的结果。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族群关系的持续存在与马克思的期望并不完全一致,他预言这些关系最终会消失并被工人阶级的团结所取代。

  当代工具论者的杰出代表是弗雷德里克·巴斯( Fredrik Barth) ,其主要观点是: 族群不是一种模糊文化的表达,而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族群所选择的文化特征( 即边界界定) ,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性的; 族群不是原生的,而是特定生态、经济、历史或政治情境的结果; 边界具有特定的目的,维持边界对族群群体至关重要; 就认同而言,族群具有归属和自我归属的双重性; 族群动员是族群活动家或领导者操纵的结果。

  与将族群视为一种“给定的”人类情境的原生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具论者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精英的阴谋诡计,族群和民族的依恋不断被重新定义和重建。工具主义范式对于理解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具有重要价值,但其缺陷在于,夸大了精英在塑造民族认同中的作用,过分强调了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可操纵性,而且其族群流动性理论也难以适用于民族建构和国家形成的时期较长、族群认同更为固定的发达国家。

作者简介

姓名:徐步华 工作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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