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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文献推动《国语》研究
2019年09月18日 14: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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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出文献对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一百多年来得到了充分证明。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史料四大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多次重要发现,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极大地促进了早期中国史各领域的研究。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国语》研究也由此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拓展。

  多次发现《国语》相关文献

  与《国语》相关的出土文献,最早见诸西晋时期。《晋书》卷51《束晳传》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这批战国竹书中除《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之外,还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进入20世纪以后,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又有几次发现,大略可分三类。

  一是《国语》及注文本。此类文献中最明确的是发现于敦煌的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一页,由日本友人于1997年捐赠给敦煌研究院。另外,在湖南慈利县石板村墓地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有着与《国语·吴语》类似的内容,所见史事包括黄池之盟和吴越争霸等,整理者认为这一发现证明了《国语》在楚地的流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

  二是与《国语》内容互见、可以参证的文献。阜阳汉简中有被整理者称为《春秋事语》的内容,其中见于《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各有两章,写法和马王堆《春秋事语》类似,整理者认为可能是《国语》的选本。2008年公布的上博简《吴命》篇记载了春秋后期吴楚争雄的历史事件,可与《国语·吴语》相互参考。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篇记载了句践灭吴的过程,李守奎指出其内容与《国语》之《吴语》和《越语》密切相关,残缺处之文义大都可据《国语》相关内容补出。

  三是与《国语》风格近似的“语”类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史事和言论,其中事迹多见于《左传》,言论则与《左传》不同。在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中,也有不少记言叙事的古史逸篇,如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记载两周之际及春秋初年的郑国史事,有不见于传世文献者,也有可与《左传》《国语》等诸书互相补充的内容。

  从西晋时期的汲冢书,到20世纪初轰动世界的敦煌文书等史料的四大发现,再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次重大发现,均有与《国语》相关的新材料,其对《国语》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国语》及注整理与研究

  汲冢竹书本《国语》是传世本之外第一次发现的《国语》文本。由《晋书》所载可知,当时学者所言《国语》三篇,是对竹书相关内容与传世本《国语》晋、楚相关文字比对之后所作的结论。因此,在历代相关史籍中,均将其视为《国语》的一种本子。清代学者姚振宗、秦荣光还将其以“《汲冢国语》三篇”或“《国语》三篇”之名,分别补入《汉书·艺文志》和《晋书·艺文志》。明代学者胡应麟提出疑问,认为“《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恐非左氏《国语》也”。至于其理由,胡应麟认为“于《纪年》,见诸国之史不特《梼杌》《春秋》;即此亦见《国语》不独丘明矣”。推其逻辑,盖以为相关记载不独见于《国语》,与诸国史事不独见于列国《春秋》相类。胡氏之说虽看似合理,但能看到竹书原貌的晋代学者之论断显然更加可信。

  自汉代以来,为《国语》作注者虽不乏其人,但正如宋庠《国语补音叙录》所云:“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余名儒硕生好是学者不可胜纪。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除韦昭注之外,汉唐之间的其他《国语》注本均已不存。因此,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敦煌写本《国语》及注残卷,便具有其独特价值。此残卷虽仅存《周语下》正文及注的少量内容,对其作者也有不同猜测,但为学界提供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国语》注本,使我们得以一窥汉唐间古注的原貌。慈利简《吴语》、上博简《吴命》和清华简《越公其事》等篇,也可以与今本《国语》相比勘,解决二者文本研究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有助于“语”类文献研究

  新出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国语》在内的“语”类文献的性质与流传。考诸《国语》本身,楚国名臣申叔时曾对楚庄王谈到“语”的鉴戒作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申叔时同时也谈到用“春秋”“世”“诗”“礼”“乐”“令”“故志”“训典”等来教育贵族子弟。可见,这些称谓都是某一类别的书籍,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文献典籍分类特点与性质、功能的基本认识。作为一部以列国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以政治借鉴为主要目的的史学著作,《国语》的记言色彩非常突出,便自然而然地与出土文献中的“语”类文献联系在一起。

  出土简帛中的相关材料,为我们认识“语”类文献及其与《国语》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关于清华简《越公其事》篇的讨论。李守奎认为,清华简《越公其事》篇与《国语》有共同的史料来源,糅合了《吴语》与《越语》中的部分史料,具有“语类史书”的语言风格。熊贤品则认为其叙事风格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再如,裘锡圭认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李学勤则认为其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是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吴荣曾也认为是《春秋》学成果;赵争认为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书;唐兰先生则认为不属《左传》系统,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还有学者重拾《左传》为刘歆造作的旧说,认为《春秋事语》是《左传》编纂中曾采用过的一种底本。笔者对此也曾有过讨论,提出《春秋事语》可能是《国语》选本的猜测。可以看出,学界对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尚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之间的直接关系。

  通过对出土“语”类文献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其间关系以及早期史学叙述方式的深入理解。如于凯认为包括“事语类”文献在内的涉史类简帛古书的发现,对理解早期历史书写的基本面貌、传本系统及体例特征,以及早期历史文献传播和分衍机制,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判断虽未必符合“语”类文献形成、编纂与流传的历史实际,但也值得参考。

  促进“《国语》学”构建

  自从《国语》成书以来,历代学者的整理与研究一直延续不绝。在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的今天,作为一门细分学科,“《国语》学”的构建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尽管已经有学者使用“《国语》学”这一词语,但并没有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界定。

  简单地说,所谓《国语》学,就是以《国语》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与《左传》学、《诗经》学、《论语》学、《史记》学等相比照,其内容可以包括几个方面:《国语》的成书与性质、编纂体例、版本源流;历代《国语》注释、整理与研究;《国语》的语言、文学、思想等各专题研究;《国语》的海外传播与译介;《国语》与相关文献的比较研究等。新出“语”类文献有与《国语》直接相关者,也有与《国语》性质类似者,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就成为《国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诸方面的研究,使新时期“《国语》学”的体系建构更加完整,对《国语》的流变及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也会有更清晰的把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BZS06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刘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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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语》研究史”(15BZS06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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