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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伦理情怀、时代际遇与逻辑建构
2019年09月18日 09:35 来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作者:邹贵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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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邹贵波( 1989—) ,男,布依族,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阳明学研究。

  原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02期

  德国哲学家赫尔德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 理解一切。”[1]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意识积淀, 是中华民族谋求永续发展及持久繁荣而形成的文化精髓, 它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饱含东方特色、浓郁历史文化特点及民族主义色彩, 见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得”与“失”, 蕴含着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经过时间检验的道德传承、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每当中华民族陷入乱世的泥淖中时, 中国精神总能摆脱一切“前定本质”的规定, 彰显未来的“生成”品格, 利用“永恒在场”作用于文化的坚守、拱卫和开新之中, 彰显出一种如同王夫之“残灯绝笔尚峥嵘” (《病起连雨》其二) 的风骨以及现代新儒家基于“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的求索精神。在世界文化高地与文化话语权争夺战中, 解构中国精神并且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重新建构中国精神, 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中国精神作为“生成性”的概念, 要使其达到融合性阐发的作用, 则需要厘清其中蕴含的伦理情怀, 打开时代际遇的“天窗”, 把握现实建构的逻辑路径。

  一、中国精神:伦理情怀之本然阐释

  (一) 中国精神蕴藏着文化忧患的基因解码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潜意识, 这种潜意识不仅出自文化本能, 而且显现文化元色和文化基因。”[2]中华文明的潜意识就是对伦理道德一如继往的文化忧患, 这种忧患与紧张伴随着中华文明实践活动的推衍而强化, 进而衍生出“克制”文化忧虑的精神元素。这种精神元素在外界的强烈刺激及引导下, 生成精神基因, 成为中国精神的依附。“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3]在文化忧患的“孟子范式”中, “失道”并不是唐吉诃德式的臆想出来的“幻影式搏斗”, 其内蕴的“超历史性”和“无条件性”成为“天道”与“地道”相融通的异化力量。因此, 孟子以“教以人伦”来缓解因“纤毫毕现地描绘未来”而导致的终极紧张。文化忧患只是中国精神潜意识中文化密码的一部分, 它还携带更深刻的基因意义。

北京赛车代理做流水  1.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是不变的。

北京赛车代理做流水  时光的推演、外族的入侵, 改变的只是东方大地物质的形态, 而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则以“颗粒”方式驻存于民族精神的深层结构中, 文化忧患意识在和平或战争年代, 都以其不同形态发挥着基因稳定性的作用。

  2.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具有自我复制的功能。

  在中华文化经历“历时性”发展与“空间性”扩展时, 中国精神的内核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新的时代价值, 并且构筑起具有强大吸附性的“文化圈”, 利用文化引力实现横向拓展。

  3. 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在与环境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变化。

  中国精神作为“历史叙事”与“任意叙事”的“事后阐释”与“建构整合”, 具有遗传性、稳定性等特性, 但“内部组织不断发生递变和重建, 因而又具有变异性、革命性”[4]。中国精神的文化忧患基因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之核心结构、元典精神或轴心文化的基础上, 在“新时代”这个历史起点上, 发生着革命性、时代性的变化。孟子“人之有道”所含“—近于禽兽”“—教以人伦”的辩证体系, 构成了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鉴定, 形成了中国精神文化忧患的真正完整表达和文化自觉。百年前,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曾预警:“伦理之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中国文人的“伦理觉悟”与世界文明风情中的宗教型文化平分秋色, 其不仅代表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而且具有“最后觉悟”的意义, 完成此“最后觉悟”, 才使得中华民族的“精魂”得以实现“文化自立”并庄严而完整地履行其文化使命。中国精神自孕育之日起, 就饱含着道德忧患和道德焦虑, 这是东方文明一以贯之的文化胎记和标识, 为中华文明后世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调。

  (二) 中国精神蕴藏着向上向善的文化本性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彰显了中国精神向上的文化本性。“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阴与阳的辩驳催生万物萌发, 而两者博弈的结果则趋向于阳, “阳为上”“阳为善”。“阳”孕育了责任意识与忧患意识, 继而, 有“良知”的国人发出“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振兴中华、一往无前”的呐喊, 对国家的责任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终极任务”, 无论是和平繁荣年代还是战火纷飞的岁月, 始终“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向上的文化本性还表现为“勤”,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它勤劳的DNA仍旧完整如初”[5]。这个“精神自我”摆脱德谟克利特的强决定论的铁笼, 克制意志软弱的桎梏, 在“我思”“我欲”“我悦”三者逻辑循环与顿挫中, 通过“共通感”实现“知其应然”与“行其应然”的统一。如果说西方道路由“工业革命”开辟, 那么“中国道路”则由“勤劳”开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 中华民族能重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离不开中国精神之勤劳向上的精神基因, 正如阿里吉所言:“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 (趋同) 而不是相反, 奇迹才能继续下去”[6]。拥有向上之心, 中华民族方可在重大历史拐点处驱逐外侵而实现民族独立、改革创新而实现民族富强。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彰显了中国精神向善的文化本性。在“人”的本质的争论中, 古人提出人“本体”内涵的仁、义、礼、智四端, 认为“善”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本体论承诺”。人的“良知良能”作为人之为人的本然“功夫”, 是人能弘道的逻辑推演。若人剥离了“善”, 则“祸福无门, 惟人自召” (《太上感应篇》) 。达成“至善”与“共善”是中国儒学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 其终极价值在于未来的“非在场化”, 意味着“不站在对面”和永远向可能性敞开, 意味着对未来无限追求的理念与精神。儒学在其生成场域中经历了由“至善”向“共善”的嬗变, 无论是“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争论, 或是“求善”与“体善”的芥蒂, 其伦理心境皆为“人皆求善”。从《易经》的“善不积, 不足以成名;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到《道德经》的“善人者, 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 善人之资”, 再到《论语》的“见善如不及, 见恶如探汤”。这些至理名言成为中国精神之源泉, 浸透、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善”中取、向“善”中去。

北京赛车代理做流水  (三) 中国精神蕴藏着国家认同的伦理底线

  中国精神的历史镜像蕴含着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与文化性的民族主义两种生成范式。因此, 在分与和的历史双重变奏中, 无论这两种范式谁占据上风, 都秉持着个体性、国家性与民族性三者合一的理念。一方面, 中国精神将现代意义上国家概念的“中国”当作一个有机体。无论是在国家构筑的雏形阶段, 还是在民族融合的萌芽阶段, 中国精神作为国家伦理及伦理期待, 其折射的均是一个民族“圆融”的精神状态;在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 各民族无论以何种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无论其主导思想如何纷繁复杂, 其秉持的核心观念均是“合多为一则为国”, 只有“国”才能发挥凝聚人心、稳固社会的作用, 只有“国”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由“强”向“善”的嬗变, 只有“国”才能体现出“‘我’和‘我们’的种族相似性和共性”[7]。从世界精神文明的发展及交往史中可以探知, 中国精神独具特色的气质始终与国家相伴相生,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各个阶段, 以其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力量为国家发展鼓劲、打气, 中国精神的核心理念与国家认同的价值秉性如河海之系, 同出一源、相融相生。另一方面, 中国精神之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民族认同。民族品格、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情怀的诞生及延续来源于对民族的认同。当然, 此“民族”并非独立的各个“小民族”, 而是具有身份标识意义的中华民族。只有形成这种“隐性精神力量” (即中国精神) , 才能探知民族自我认同的根与源, 搭建起国家认同的价值与实践基础。概念性的“中华民族”与意义性的“中华民族”无论如何界定, 其最终的认定标准均是基于民族类属特征的国家精神。具有特定文化气质的中华民族只有形成民族属性、生成民族概念、达成民族协议、构建民族逻辑, 方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与心理结构, 进而在民族认可基础上形成具有国家认同伦理底线的中国精神。国家认同来源于历史的逻辑编排以及熔炉式的文化生成, 其核心是“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中国精神只有拥有国家认同之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域, 才能实现对民族文化及民族印记的情感体认和理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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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邹贵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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